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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感情负责的态度才能不留遗憾。

在知道感情无法维系的时候，有两种选择摆在眼前，继续维持或者立马分手。

如果继续维持就应该抱着负责的态度，认真经营而不是放任其变得扭曲。（扭曲的原因来自于想通过摆烂的形式劝退对方，而最终这样的做法只会让日子更加糟糕———既没有分手，同时相处过程充满矛盾）

如果立即分手，可能存在非常激烈的争吵和阵痛，但是在选择这个方式的条件下，就应该考虑如何正确分手的后续问题，比如是否需要通过律师，分手后如何重新开始等问题。

 

内耗拧巴在问题本身上没有任何意义，这就是火车悖论问题本身。 我们始终得围绕一个我们选择的价值观（爱情观）做出最终的抉择。 同时在抉择之后为之负责。即：推动维持感情或者立即分手这个二选一的问题！

 

内耗拧巴的还有一个关键在于，在十字路口有太多的顾虑，对结果过多的考虑就像一个永远不能飞的火车一样毫无意义。

 

在分手之后，我知道这是一种对原先生活习惯，突然改变造成的空虚。所以问题不应该是是否我还对这段感情有留恋（这种就是问题的回退），而是应该大方承认这是一种源于人本性的习惯， 接下来告诉自己如何去处理这种习惯产生的空虚，不管是看书还是多和其他人接触，不管怎样，都应该为后续的进步做思考行动，而非永远内耗在问题本身上面（分手到底对不对，我对她是否应该继续维持）。

 

 

拧巴或者说内耗是一种在面对多种选择时候的犹豫不决，当我们在为每一种路子思考相应结果的时候，我们会衡量每种选择相应的结果。 而结果本身在时间的作用下与当时的预想或许相去甚远。就像五年的感情从未想到会以10w分手费的形式结束。我们从来不能在起初选择的十字路口就能做出完美的选择。换句话说这个选择的过程容易消耗自己。 果断的选择并为之负责，就能尝到甜蜜的果实，而若要有一个最终的结果，那就是死亡。

 

在面对不同价值观的人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迎合，迎合的那一刻可能会非常舒服，但是舒服的同时可能放弃了自我的价值观。事后，我们可能对迎合带来的舒服和违背自我而产生的不适权衡利弊。 这个过程可能产生拧巴（内耗），我们需要把这个舒适感和违背自我的痛苦做比较，来判断值得不值得。

消除拧巴或者说内耗的重要一点是要知道我们在做出判断时候的价值观。

在火车悖论里面，一条轨道有五个人，一条轨道有一个人。 火车朝着五个人的轨道行驶而去。不管基于何种价值观，我们都得有一种选择，普世价值或许让我们选择转变方向朝向那一个人，而拯救更多的人。 此外，我们选择不改变原来的命运轨迹放开双手，让火车开向五个人也是一种价值，无关正确。 不管何种轨迹我们总会得到一种声音，你的选择让另外一个人（或者另外五个人失去了生命），你是坏人。 内耗会让你重复思考这个问题的正确性。 而这个问题我们本身应该知道火车不可能飞， 我们始终会做一个坏人。 只要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价值观下做了相应的选择就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纠结，因为火车永远飞不起来。

对应到感情上，我知道我的爱情观让我最终做出分手的选择，而这个选择本身必定会舍弃五年的感情。 于是我们不应该停留在思考做出分手决定的正确性，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和火车不能飞一样，毫无意义，终会在某些方面做一个坏人。

更有意义的问题是，我做出了这个选择之后，如何改进自己，亦或是如何走出五年感情的创伤。当跳出徘徊不前在是否对分手正确性的问题思考之后，我们就不会拧巴（内耗）。我们会对相应的行动后续的动作做更积极的思考。

 

 

时光荏苒， 月色朦胧，任回忆填满脑海， 双手镣铐， 步履蹒跚， 我愿禁锢自己把我流放！尽管这旅途比遥远还远，可你的莞尔笑容是最好的幻象， 托我在月里趁梦安睡。

李善德背负死差。固然他需要为自己谋一条活路。有人说，他的所有问题都是这破事导致，他没有做错什么。但是论他行事对与错与这件事本身对错不能混为一谈。阿僮姑娘，苏老和阿荔为他出力，本身来源于对李善德的善。不论是李善德从混混身边把阿僮解救出来，还是帮助阿荔离开刺史府，包括苏老的梭哈，苏老为何毫无顾忌愿梭哈到他身上，李善德的善才是大家信任的基础。在这基础上，才有利。所以不能说这本身建立在互惠共赢的基础上。

再说李善德后来带着鱼常恩来到岭南，背信了苏老，也毁了阿僮的荔枝园，直接原因的确是鱼常侍所致。但是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因为我们可以想这件事是否可以做得更好。李善德在这两件事面前可以说非常窝囊，作为手握右相银牌的荔枝使，在鱼常侍面前是不分职级的上下的。从逻辑上讲，他们此时都直接听命于右相，为右相办事。换句话说，他们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而不受对方牵制，不存在某一方能否定另一方的权力。而恰巧在这点上，李善德是精致利己的，前期李善德对苏老和阿僮的承诺完全没有做到，这是抛弃了根本——大家对他善信任的基础。李善德是不义的。同时鱼常侍完全拿捏住了他的死穴，那就是他的性命背负在这桩皇差上。 介于上述李善德本应该和鱼常侍有着同样的权力，即他能够享有独立主张并为之负责的权力。但是他的利己退让使他完全依附于鱼常侍。 有人说他毕竟搭上的是性命，这是无路可走。 但是阿荔和平安都是最好的例子，他不是没得选，他是选择了自己。他甚至连表达主张为之负责的勇气都没有，此时完全还不谈生死。

于是，李善德这两点是无法开脱的，第一，他背信了大家，这是他本身的承诺也是他能试验成功的基础。第二，他在面对选择和为之负责的懦弱，不是站在道德制高点，而是比起为他赴汤蹈火的这些小人物，他是懦弱逃避的。所以说李善德是一个利己主义者。

 

生长在这片土地需要有健康的体魄，它会汲取你的养分。 你害怕不是被汲取，而是害怕失去被汲取的机会。你想让你的养分融入这土地成为它的一部分。可某一天突然的枯萎，留下的只是孤独。

困惑来自于片中自杀的女学生，她在青春期成长的过程中，价值观和这世界的价值观或者说是家长眼中的价值产生了巨大的冲突，她的爱好不被理解，而产生了对世界和自我深深的困惑，最后精神不堪重负而自杀。 反抗来自于困惑的出路，自打人出生，命运就像房间和枷锁一样困住我们，人生需要反抗，人生而反抗。

灵魂能天马行空，而我的灵魂被我肉体所困。仿佛能控制什么，而我，这个意识里的我却无法做到灵魂脱鞘。我要依附在这肉体的存在于世。

在这世界中，爷爷和受尽苦难的母亲给我的童年埋下了阴影，看到被强暴的妓女会唤起我的同情。作为老师，在这绩效至上的学校里，有的学生灵魂如炬早已放弃通过学习喏认识世界，有的学生在这普世的价值观下迷茫，我有幸于此能看到青春年华下每个个体不同价值观形成的阶段。 我，我的肉体，我的职业，所有组成我的部分就像一颗棋子，身入棋局。而我借由这肉体和这身份能做些什么呢，我带回了这个被强暴的女子，就像老师和学生，我似乎只是在做角色扮演，我不是说教家，她需要她的意识来拯救她自己罢。班里一个胖胖的女学生因为爱好和普世的价值存在不一致，而饱受偏见，我安慰了她，我也只想安慰她罢。 可这世界也是一个封闭的房间，有铜墙铁壁。那童年糟糕的回忆更是给锁上了房门的枷锁，我深陷其中似乎无法反抗，我的肉体早已打上烙印，他不只是坏事做尽的恶魔，他是我的爷爷也是这烙印的一部分。因为一个拥抱，我害怕同事的误解，更像是对这密不透风的世界举手投降， 我让留宿的妓女走了，我没有给那崩溃的女学生一点解释，我拼命给同事解释。我于我的肉体还能做什么呢。

我的女学生在最后不堪精神的重压，自杀了。她在房间里尝试过去打开枷锁，她尝试过伟大的反抗，但是在这年少的年纪如何能承受住啊。

（我不是一个人， 你不该在这里，我不在这，你可能可以看见我，但这只是躯壳）（这是女学生自杀后，对之前被看到在安慰这个女学生时误会自己的女同事说的话）

历经这事事后，我明白在这房间的我是分你我的，肉体是我，我也是我。我不是一个人。（就像片头开始，加缪引言–我从未这般深切地感觉到我的灵魂与我之间的距离如此遥远，而我的存在却如此依赖于这个世界。）木已成舟，想在这繁琐和现实中脱离没有答案，人生就是这样费解和奇妙。

自由可以得到拯救。

自由是无限的，权力是有限的。在权力的边界便是自由。是设定新的目标的自由，是振作后重新投射的自由。 在挫折，失败后，自由便如此得到了拯救。倘若在此不能积极地建立自己的生存，而迷失在这偶然性当中，便不能穿越自由。正是需要从这种消极的运动中转换为积极的运动，自由需要反抗，反抗才能作为自由得以完成。

如果说我们相信知识分子或者无产阶级不能从人民和无产阶级的角度抽象认识和价值，即他的处境不能让人相信他能够基于无产阶级的目标孕育出一致的目标；他不是由他自身投射的。

同理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说它来源于人民和无产阶级的处境，基于这种处境来确定目的和目标从而达成行动（那些正确性的行动）。而上面这些意志（产生的各种需求，反抗，欲望）是客观条件的反应，是当下某些外部力量而产生的。这些意志不是自由的。

这里的自由相对于存在主义本体论，存在主义本体论认为处境的意义不是强加给被动主体的意识的（相比于辩证唯物主义，基于外部处境而产生的所谓的由人决定的意志），它只能通过一个自由主体在投射中所进行的揭示行为来展示。（将主体或者心理实体抛向前方，而不是把某种愿望或者打算抛向前方）。

马克思主义本身赋予了一种意志，这种意志由马克思主义自身决定。  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它能够以多种方式意识到自己的处境。 这种处境可以是不同的形态，马克主义是其中一种解释。无产阶级选择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的意志。这种选择当然是自由的，但是当无产阶级基于这种意志（一种外部力量的合集来行动）则叛离了自由。马克思主义本身将其意志（仅仅是众多行动中的一种，一种行动的可能），与无产阶级划了等号。

因此，马克思主义会在一定程度上否定自由。

人生存着，是否需要生活？，为什么在场？——这样的问题毫无意义。追问存在根源是无果的。相比下更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在存在下的意义，即作为人自己做的决定，能够感受到的成功的快乐与悲伤的沮丧。陀思妥耶夫斯基说： 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允许的。 人生在此被赋予了极大的自由与客观性。在此之前，上帝可以为我们宽慰救赎和开脱。而在此之后，自己则背负了自由，自由意味着一切选择。

荒诞是一种 非理性与非弄清楚不可的愿望的冲突。 在上帝死后， 对自身认识，对世界认识的冲突，是一种感知上的割裂。它源于虚无主义。